他面对的每一件事都是一团乱麻，却不能用快刀来斩；他像个耐心的缫丝者，用最原始的手法对每件事进行抽丝剥茧，以期找出纷繁表象背后的症结；他的手机号悬挂在28个村的村委会院内，哪个村民遇到纠纷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让他去调解，根本不用看时间；他曾以“全军优秀共产党员”的身份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如今，那双握过领导人的大手，每天仍在充满热情地、一次又一次地握着他辖内村民们的手。

　　身为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司法所的所长和人民调解员，刘学良天生就是柔和性子，不笑不说话。他每天面对的事件和纠纷不仅五花八门，而且各个都纷繁复杂。这些乱麻、“鱼头”缠得很多人都肝火上升，但在刘学良慢条斯理的分析中，看似无解的事却总能很快理出头绪、找到“裉节”并最终得到圆满解决。这一“绝活儿”，除了靠深厚的法律功底外，更是刘学良用脚板走出来的，用真心换回来的。

　　 2000年，41岁的刘学良刚过不惑之年，却不得不开始面对转业初期的迷惑。自1978年当兵入伍后，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对部队的贡献不断提干、受奖，还作为“全军优秀共产党员”，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过江泽民、李鹏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在部队，刘学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让自己成为了最棒的兵，可转业后，一切都要从头再来。

　　转业到路北区果园乡司法局后，刘学良很快就被调到了司法所。“开始时我是一名司法助理员，根本无法独立完成调解，都是和老所长一起出去。有时自己在所里值班，来了群众我根本不敢随便说话，总是先记录下来，等人走后再偷偷查书或请教别人，然后再给人家回复。”

　　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，因为生性要强的刘学良不甘心自己被群众“问住”，很快就开始了业务知识的“恶补”。“每天早起4点多我就起来看书，然后在白天的工作中把书里的内容跟具体事情相结合，这让我的业务水平进步得挺快”。

　　独立完成调解的第一个纠纷，在现在的刘学良看来小得可笑。“一户村民在自家地里打锄草剂却被风吹到了邻家玉米苗上，玉米被烧死了邻居不干。最后，打锄草剂那家在我的调解下赔了200元钱。”事儿虽然小，但化解了一场矛盾的刘学良心里还是挺有成就感。

　　从那件事起，刘学良发现了一种乐趣，一种用自己的学识和沟通能力去化解纠纷的乐趣。随着调解的民事纠纷越来越多，他的业务能力也是与日俱增。如今，常用的法条他可以随口拈来，但照他的总结，光懂法律还是做不好农村纠纷的调解工作。

　　为了不耽误刘学良的正常工作，记者和他一起赶到了果园乡赖王庄村，去回访村里80岁的杨大娘。

　　几年前，杨奶奶的老伴离世。老人的子女虽然不少，但却在赡养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。为了让老人老有所养，刘学良挨个儿联系老人的儿女，苦口婆心地劝导，最终让大家达成了一个养老协议。杨大娘的小女儿说，“当天晚上六点半才把我们家这点事儿说清楚，为了把事办踏实，刘所连夜起草协议，写到了9点多，看着大家把字都签了他才放心回去了。”之后的几年里，刘学良不断帮这家人解决老人因住院、陪护带来的问题，并就治病花钱等事起草了儿女们都认可的协议。老人不止一次抹着眼泪对记者说，“要没有他，我活不到今天哪”。

　　有了难事儿，果园乡村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刘学良。记者在赖王庄村委会院里看到，刘学良的手机号就写在院里一块大牌子上。村支部书记曹淑云说，“村里人不管啥时候给刘所打电话他都没说过一个不字，电话里说不清的马上就赶到村里，不管节假日还是上下班，调解到深更半夜更是常有的事儿。他不发脾气不端架子，总是一副笑脸，就这个‘不酸不大’的劲儿就让大伙儿敬服。”

　　刘学良始终能“一副笑脸”的原因，除了天生好脾气外，还和坎坷的个人经历有关。36岁丧妻曾经让中年的他饱受打击，也让他更加珍惜亲情、看透世情。老父在乐亭犯心脏病住院，他晚上下班后从唐山赶回乐亭陪一夜床，第二天照样早早赶到村里继续工作；对待调解对象更是以豁达心态面对，常劝别人要心平气和。

　　如今，赖王庄村得有小一半的人找刘学良解决过纠纷，大家手机里都存着他的号，随时拨打。更让人感叹的是，除了赖王庄以外，果园乡下辖的38个村(去年减至28个村)，村委会里都挂着刘学良的手机号。

　　果园乡地理位置特殊，占据了城市中心区一隅。在近几年的城市化进程中，下辖各村都在不断地占地、拆迁、平改，而高额的补偿款也让经济纠纷越来越多。

　　几年前，村里老詹家的地一直让老王种着。环城水系工程占地后，每亩地有7万元钱用于补偿地上附着物。老詹觉得地是自己的，钱应该是自己拿。可老王却认为，地上附着物完全是他的，所以这钱他拿得理直气壮。两家因此起了争执且各不相让，最后老王一纸诉状把老詹告上了法庭。

　　对这件事的调解，刘学良先打出了他最擅长的感情牌。“当时我对老詹说，你们两家关系原本就好，如果不好你也不会让他种你的地。这一打官司，不光是你们，连下一辈都得成了仇人，为这点钱值得吗？”转头他又劝老王说，“你这么多年种着人家的地，得的补偿也不能全占喽，应该适当给人家点儿。”如此反复，两家人最终都认可了刘学良提出的老詹两万、老王五万的解决方法，诉状不仅被撤了回来，两家还重归于好，一起吃了顿和气饭。

　　孤老户唐大爷的前妻因事故身亡，30多万赔偿金却被前妻带来的继子全部拿走。自那时起，刘学良就成了唐大爷的“贴身律师”：讨要生活补助费、要回一半的房屋所有权、在征地后拿回属于唐大爷的那份补偿款……单是诉状，刘学良就为唐大爷写了三份，跑法院、跑村里更是不计其数。

　　 “刘所说的话我们大伙儿都信服，因为他懂法、公正又明白农村这点事儿。为了我他前前后后地忙活，可我对天起誓，他没吃过我一顿饭、没让我花过一分钱。”说这些话时，唐大爷的声音有些发抖。

　　正如边各寨一村的村主任王国仓所说，“刘所的工作其实非常不好干”。法院只要查清了事实，就可以对应法条来下判决，法槌一敲就能出结果。但刘所这么敲不管用，他除了把法律事实讲清楚外，还要从乡土人情考虑，把村民说服了、说顺了，才能把事儿办得圆满，不留后患。“刘所有这个‘泥腿’劲儿，到村里调解事儿一回不行两回，两回不行三回，往往是村民看到他这么不辞辛苦后过意不去，最后因为感动各自让步。”

　　的确，刘学良敲到桌子上的槌不管用，但他敲到人心里的槌却发挥了更强大的力量。

　　 13年来，小到邻里纠纷，大到数百职工的待遇问题，刘学良根本记不清自己调解过多少案子。13年里，他做着自己份内的事，又揽了不少“份外”的活儿：面对数百名下岗职工的保险待遇问题，他多方奔走调解，调解未果又引导诉讼并为数百人做代理，不仅为这些下岗职工争取到了应得的保险待遇，而且将一起群体性事件化解在了萌芽状态；有农村家庭因生活困难而出现矛盾，甚至有家庭成员扬言“我活不成谁也别想活”，刘学良不仅从法律、亲情、道德角度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谈话，还和村里一起组织募捐活动，为这个家庭解决实际的困难，化解了一场可能发展成刑事案件的纠纷……

　　人民调解工作被西方人称为“东方之花”，是中国所特有的。它接地气，既依法办事又依情理解决民间纠纷，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。如今，除了民事调解、法律援助外，司法部门还担负着法律宣传的任务。路北区司法局崔德春局长说，“刘学良在民事调解、法律援助的过程中，其实也正在做着一场又一场具体而鲜活的法律宣传。以前大家不知道司法所是干什么的，有事就打官司。可现在，有事找司法所已经成了许多百姓的共识。”

　　为民、务实、清廉，是我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。但很多人都会觉得这6个字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很难。在见到刘学良之前，记者也是这“很多人”中的一员，可看了刘学良的工作状态，听了村民口中滔滔不绝地说着刘所的好，了解了人民调解在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后，再看这6个字，个个重逾千斤。

　　要建设法制政府，群众必须懂法；在普法过程中，农村又是最重要的普法阵地；要在农村普法，像刘学良这样全心付出时间、精力、耐心、爱心的“战士”就不可或缺。

　　和取得的成绩相比，刘学良低调得像田间地畔的一朵小花。他不招摇、不争春，只是尽最大努力散发着芬芳。记者不禁遐想：如果全市、全省乃至全国的司法所，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刘学良，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大家园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相信，如果每一位司法战线的成员都把自己开成这样一朵小花，那我们的“东方之花”肯定会一片绚烂，花香弥漫的家园也定是一片详和。